最后，义务通常是属于确定的个人的，即那些一起合作以维护他们的制度安排的个人。
相反，好的改革是改革者为了自己的直接利益而去间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坏的改革是改革者只是为了自己尽可能地攫取短期利益而对公共利益置若罔闻。{34} 而且，关于顶层设计的一个相关悖论是，尽管我们期待顶层能够时刻把握机会去启动有效改革，但是执政高层只有面对整体性治理危机时才启动顶层设计具有一定的内在合理性。
法律制度，尤其是同经济发展相关的法律制度，在被当作刺激经济发展的杠杆来使用，并作为副产品得到了有益的改革。在司法改革上，地方对检察和法院体系所做的改革大多也是技术性的。{18}的确，从国家的角度看，无论是基于高层执政者的合理设计，还是地方政府的创新尝试，国家自上而下的变法构成了改革年代中国法律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在后一种情况之下，实验性立法才真正体现了中间变革。——顾炎武《亭林文集》 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其三，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人们不再只关心分配的结果（自己的那份蛋糕是否绝对地做大了），也变得越来越关心分配的过程（自己的那份蛋糕是否相对地变小了）。在当今的中国，如同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样，法律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政府应当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有所作为。资本主义团体法治是对封建社会差序法治的否定，社会主义新差序法治是对团体法治的否定，对中国传统社会旧差序法治的否定之否定。
社会主义的法治体系中为何包括党内法规？党内法规的性质怎样？是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特有问题，也是法治中国的核心问题。每个国家的法律都根植于政治制度之中并反作用于政治制度，生搬硬套资本主义的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也造成了我们对党规性质的认识混乱。自我主义下的古代国家理论是社会共容论，政体是君主制，治理模式包括统治者对臣民的法治和统治者自身克己复礼的德治，可以称为旧差序法治。党内法规是中国共产党的行为规范，国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行为规范，党导法规是二者之间的规范连接。
党规引导国法的功能是通过党规中的党导法规体现出来的。陈朝璧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新中华法系的诞生，他将中华法系的发展脉络分为三个阶段，广义的中华法系显应包括三个历史阶段中本质不同的中国法制——历三千年之久的封建法制，近代史上昙花一现的半封建法制，后来居上的社会主义法制。
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规不但对党员和党组织有着实际的强制力，对党外组织也有着实际的影响。立法是国家主权的表达方式，国家通过宪法将立法权赋予议会并不代表议会有天然的立法权，现实中的法律也非仅仅是议会制定的成文法。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一体化建设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走立宪党导制道路，立宪党导制既是社会主义宪治模式，也是中国特色的宪治模式。
所以聪明的匪帮变为坐寇，减少对人民的剥夺，留一部分利益给人民继续生活生产以便继续剥夺。资本主义在个人主义和团体格局的社会基础上，以第一波现代性思想为基础建立国家。党内法规能否保证核心的先进性和凝聚力，党导法规能否保证国家各部分的向心力，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对全国人民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更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先有共产党，后有新中国。
法律不仅明文规定生活方式因社会和法律身份不同而有差异，更重要的是不同身份的人在法律上的待遇不同。费孝通揭示了西方与中国的社会结构不同。
中国既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头羊，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没有中断的超级大国。资本主义团体法治的引入是对古代中国克己复礼等级制的差序法治的否定，也导致了对政治道德的抛弃。
共产党的党规有别于一般社团规范，也有别于资本主义政党内部规范。党导法规与党内法规不同，其规定的不仅仅是党的内部事务，而是党与人民、党与社会、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是党领导人民的依据也是规范党领导人民的工具。柯华庆、刘荣：《论立宪党导制》，载于《战略与管理》2015年第7期专刊。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差序法治下，党内法规是法治中国的核心。新差序法治是社会主义法治，也是中国特色的。例如，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法也是法律。
摘要：在中国的大一统政治传统下和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中，共产党是国家领导的核心，核心体制下的法治模式是新差序法治。在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下，个体之间的差别被平等的形式所掩盖，资本主义赖以建国的个人主义一步步走向抽象的人权观念。
我国政治在肯定人民主权基础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基石是两个：人民主权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新差序法治吸收了古代政治哲学对德性的要求，但其对德性的倡导不是说教式的，而是以党内法治的形式运作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是一个德性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立党的基本原则是为公，而非为了党派利益。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华家学园 进入 柯华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 。
我国不是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西方资本主义法治基于个人主义和团体格局，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与资本主义团体法治相对，我国的法治模式是党规与国法构成的新差序法治。施特劳斯敏锐地指出了西方现代性带来的道德缺失，反对权利优先于善从而提出善优先于权利的命题。
柯华庆、刘荣：《共同自由》，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很多人认为法律只是由国家制定、维护和强制执行的规则，这只不过是近两个世纪以来议会民主的思想。
这样的教条式思维将中国共产党排除在法治之外，使得中国永远也走不上法治的道路。翟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
参考文献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都决定了中国的法治道路是差序法治，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至辛亥革命之前是旧差序法治，现代社会主义中国则是新差序法治。
法的应然法律效力来源于主权者的制定，宪法和党章都规定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规的应然法律效力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宪法中确立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领导。中国大一统制度的建立根源于自我主义和差序格局，理论基础是社会共容论。从霍布斯开始，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中自然法的概念被改造为天赋人权的自然权利，追求正义和美德的理想被简单的个人权利至上的观念取代。社会共容论比社会契约论更具有现实的说服力，因为交易成本巨大，现实中社会契约不可能形成，社会契约国家仅仅是一个想象的不可能存在的理想世界。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在以卢梭、黑格尔和马克思为代表的第二波现代性思潮的指导之下，吸收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的观念，同时保留了政治生活中所必需的德性。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6年。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格致出版社，2014年。在新差序法治下，党规与国法的关系可以用党规严于国法和党规引导国法来概括。
柯华庆：《第三次变革》，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在自我主义下，一切价值以己作为中心，己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形成差序格局。
